答·辩｜传播是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政治的延续：“国家”“大众”与“新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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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工具与制度的一体化并不肇始于惯常认知里的新中国时期。本书的一大突出点是将近现代中国处理为一段完整的历史，跨越了晚清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五十余年的时段。这看似理所当然，但在新闻传播史和媒介技术史领域往往是两回事——尤其是在民国史-共和国史，史-史对立的二元框架下，讨论报纸、新闻、广播乃至各种媒介技术，往往都被处理成两条平行的线路。在这种框架里，新闻活动与新闻活动只在舆论战时有交集，北平上海很少影响到山东河北的农村，晚清引介电报的和民国推广无线电的是两股不同的人群，而十七年时期的媒介实践那就更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了。但在雷震梳理的脉络里，整个近代中国曾有一段大力推进广播网络建设的时期。尤其是“新生活”运动之后，广播开始下沉入大量内陆地区的县乡村，并逐渐改变了这些地区传统的“新闻景观”，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接收新闻、解读新闻的结构，团结了尚未发育健全且松散不一的民族主义。包括后来日占伪满洲国对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均为后来全国统一的传播网络建设和“大众社会”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国家”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线索，也是作者在回应大众社会-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组该概念时的参考坐标，串联这些分析的则是“新闻景观”。“新闻景观”指代一种跨媒介信息环境。它“既是基础设施也是实践行为，既强调新闻的物质性——纸张、墙壁、电线、公路与铁路等信息传播的通道——也强调构成其环境的社会语境。信息的收集与分发习惯、谈话的惯例、抄写与转录、文化素养与政治氛围”（26页）。在作者列举的孙中山、奉系军阀、日占伪满政权、国民政府这几篇里，可以看到“新闻景观”不断囊括从单一的政治、文化维度上升到区域-国家-国际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景观”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照。阿芒·马特拉提出“传播网络构型”（configuration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的概念，用以指代不同历史时期传播渠道的组织方式、技术结构、权力关系与社会功能的整体模式。马特拉强调的是传播网络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受到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力量有意识地塑造与控制。从印刷术兴起后的出版监管，到广播电视时代的强中心化传播体系，再到互联网时代表面的去中心化与平台资本主义下的再中心化现象，每一种传播网络构型都体现了特定权力结构对信息流动的组织与规训。因此理解传播网络构型，是理解信息秩序背后权力逻辑与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关键。

　　相较于马特拉的政治经济分析，雷震更想绕开自上而下的控制色彩，专注于描绘普遍的民众如何理解、执行、使用、复制传播技术的过程图景。但无论如何，作为权力争夺中心的国家政权，仍然在这两种叙述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从孙中山临终前试图用广播做一次“拯救中国”的创举，到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广播建设，再到国民政府及之后新中国的基层广播体系建设，广播技术想象的终点都是“制造国家”。比如在张氏父子那里，广播不仅作为军事通讯手段，更被塑造成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与对外宣传的窗口。东北的广播系统并不是后期政权的附属项目，而是国家建构本身的组成部分。无论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冲突还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广播都成为中苏、中日舆论战的武器，广播站控制权是政权更迭的具象体现。这种信息即主权的逻辑揭示了传播系统在国家竞争中的关键地位，也赋予广播以外交政治的实质角色。广播基础设施的搭设，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力政权的写照，因为只有集中统一的国家力量，才可能迎合现代信息基础设施所要求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特点，从而搭建出相对完整的广播体系。在相对封闭稳定的边界、统一的行政规划、掌权者的观念、先进技术引进等等因素共同的作用下，奉系军阀才得以开辟出发达的广播系统。奉系军阀在当时堪称一个缩小版的国家，这在作者援引的当时海关税务司文件、国际社会新闻报道中均有体现。

　　但在实践形式上，中国广播体系的搭建却呈现出复杂的非统一性。故雷震也质疑詹姆斯·斯科特的议题，即“国家的治理与可读性工程本质上是出于国家意志对人民的强加”（263页）。他倾向于拉图尔的判断，大众社会的兴起不仅是国家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内部的自我重组。“无数行动者因其渴望而做出的累积性决定。对某些人来说，让自己变得‘可被国家读取’、并被其操控，是获取连接权的代价”（263页）。这些集中反映在作者对技术民族主义和后面社会主义中国的讨论。雷震通过无线电爱好者、科学家群体的活动，指出即便在国家制度缺位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内部也孕育出自我组织的技术传播体系。这些以科学、教育与青年团体为媒介的传播实践，不只是技术普及行为，更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基层体现。而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广播制度时，雷震描述了如何通过收音员制度、集体收听、广播大会等机制，将广播嵌入国家治理的神经系统。在他提供的史料里，新中国广播制度是对战时传播实践的延续与制度化，收音员也非纯粹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基层治理的组织者与传播权力的执行者。这种以传播制度组织社会的逻辑，构成了当时传播体系的核心。

　　作者强调信息的稀缺性，在战争状态下中国民众之所以聚集在广播扩音器下，不完全是因为对内容的认同，而是出于对寻求新闻的渴望，这种“新闻的社会吸引力”，尤其是战时解决信息不确定性的原动力，正是构建中国现代社会联结的核心。但除此之外，“渴望”虽然提供了解释一种民众自下而上的行动成因，为什么中国当时基于战争的广播宣传总是能达到大规模的群体聚集？我认为这既有作者强调的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本能行为，还在中国革命语境下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那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对建构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一国家的“渴望”。“国家”的召唤仍然在场，而体现这种召唤的，正是作者提到的“渴望”（Desire）概念上。新闻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一种召唤。雷震的预设是：无论什么时候，人获取新闻的原动力是——基于对环境及周边不确定性消除的（261页），这种原动力会自发导向一种群体行动。所以他强调广播的情绪动员功能，广播通过声音节奏、收听节律、话语样式等手段，在社会中制造一种共时的情绪场域。在抗美援朝、等政治事件中，广播不仅传递信息更构建听觉仪式，引导群众进入国家设定的政治情境。这种声音空间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治理的技术化过程。

　　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命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反抗，无论是从国民革命及其失败、抗日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对新闻的渴望，囊括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下各种复杂情感的爆发，是西方大众社会理论不能嵌套的历史命题。这种长期屈辱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浇筑成了一代国民的情感结构，是单纯的“信息渴望”没法完全涵盖的。孙歌在讨论中日关于南京大屠杀“数字之争”时指出，中国人对大屠杀数字的强调不仅是史实的确证，而是那段历史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脊背上的沉痛的身体记忆，这种记忆和情感，是历史研究无法量化、但真实存在于每个中国国民身上的。换到本书类似的地方看，群众对新闻信息的“渴望”，也不仅仅是群体心理学意义上的“渴望”。正如作者反复强调的本书的一大理论旨趣——对以“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解释模式的突破。而这背后，即使是对整合自下而上的民间行动者来说，“国家”的概念也始终在场。

　　在全书结尾，作者回到“新闻景观”与社会建构。作为社会结构的塑形机制，“新闻景观”包含了技术、制度、实践、文化与感知等多重层面。雷震最终将全书结论为中国大众社会通过国家的制度组织、群众的传播实践与技术的不断在地化协商协力生成的。雷震始终要突破安德森式的印刷资本主义逻辑，以及欧洲传播史将媒介自由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在近现代转型中国的语境下，“传播”或“新闻”并不是反对国家的舆论场，也不存在某种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而是构建国家基础设施之下的基础设施，是政权更迭治理的感官神经机制，是现代性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合谋结构。因此，雷震的这本书既不是一部纯技术史，也不是一部纯制度史，而是一部围绕中国近现代国家结构形成过程，并如何通过新闻、广播与技术政治过程完成再组织的国家-社会史。这为目前新闻传播学提出的“传播技术—国家建构”路径提供了启发。

　　“大众”一词在中国的引介具有独特的文化政治内涵，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所理解的“Mass”不同。在中国语境中，“群众”才是主流的官方表述，并深刻嵌入了国家建构、革命动员与社会治理的整体实践之中，“大众”一词在中国的根基并不深厚。肖铁在其新作《群众》中指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群众”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对象或主体，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不断投射激情、焦虑与政治理想的象征性载体。更重要的是，“群众”并非一个自然而然存在的社会实体，而是在国家重构与现代性变迁过程中被不断塑造、调整、赋义的观念性构造。这一构造的形成和争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轨迹。中国近现代历史，既是战争的历史、革命的历史，也是围绕对“群众”一词定义权展开的历史。雷震在本书中特别开辟了、中国等几个章节，虽然在具体叙述中并未对“大众”与“群众”这两个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且篇幅安排并不均衡，但仍可若隐若现地看到，不同政治力量在各自传播实践中对“群众”形象的塑造、调用、压制与鼓舞的差异。

　　实际上，从革命史观出发，正是对“群众”理解的偏倚，决定了各政治力量能否有效动员社会基础，最终影响了其政治实践的成败。正如雷震指出，“伪满虽然在技术上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却始终未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政治体制——无论是政党组织建设、大规模征兵体系，还是意识形态灌输机制，皆未形成系统性布局。换言之，他们在推进技术流程的同时，试图回避大众政治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83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在探讨无线电技术与政治动员关系时就要处理“大众社会”与“群众社会”之间的深层张力，即现代传播技术带来的不仅是信息扩散的加速，更是群众主体被重新构造与重组的过程。技术本身并不自动生成有效的社会动员，唯有在掌握并塑造群众主体性的基础上，传播手段才能真正转化为政治资源——作者在建构“新闻景观”时总是试图避开“列宁主义式政党”的研究传统，然而如果要加入“群众”一词，它就会成为绕不开的问题。因此，围绕“大众”与“群众”的界定、争夺与实践，不仅是理解本书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变迁不可或缺的入口。在进一步深化红色新闻景观分析时，如何更系统地处理“大众”与“群众”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可能关系到本书理论建构的阐释力。

　　雷震在第六章（红色新闻与红色女性）和第七章（社会化媒体）时，用“新闻景观”框架继续推进。作者还特别提到了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状态，只是他在这两章主要聚焦性别、无线电技术、基础设施及建国后的问题，对根据地“新闻景观”的宏观描述篇幅不是特别多，然而根据地的“新闻景观”却可能比呈现出来的还要丰富。因为作者把握的是广播技术-群众兴起的关系，但是，革命根据地处理这组关系并不仅依靠无线电，也不止于无线电引发的跨媒介传播。全面接管广播确实是比较晚的事情，但在根据地，按照作者的“新闻景观”，除了表现为集中收听广播及跨媒介实践（比如作者也提到了黑板报、口语传播），在文艺、新闻、生产动员领域均表现为一种集体性创作的传播活动（比如群众写作、群众文艺话剧、生产竞赛）。在第六章，作者引用了林迈可深入晋察冀根据地支援无线电建设的例子，将报纸与电台作为一种配套设施，来解决当时稿源不足的现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是，根据地传播网络的特殊性就在于，根据地的发展很不均衡，偏僻地区一边建设无线电，一边在实在没有办法获取无线电的时候（比如晋察冀根据地1939-1942年三年反扫荡期间），选择脱离无线电而就地采纳稿源的过程。这个阶段的《晋察冀日报》变成了以当地新闻为主，甚至有时候全版不报道（也没有办法报道）国际新闻。这种下沉基层获取新闻的方法，是更广义上的新闻传播——媒介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技术形式，而是以群团组织、知识分子、干部、基层通讯员为媒介，通过鼓励基层老百姓通报新闻、创作新闻的方式来整合基层的传播网络，最终在流动的媒体中呈现出来（比如门板报）。

　　与广播相比，电报之所以昂贵，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它并不是大众传播媒介，而是有一定门槛的奢侈传播方式，它要经历复杂的编码-解码，再经由特定的规则解读，最后才能被具体的传播对象理解，它不仅要求发报和收报都经过专业培训，而且要掌握发报机器、电缆，这些都是权力争夺的关键点。而广播在中国成为一种广场化的传播仪式后，传输效果相比电报就如同病毒一般扩散迅速，且接收门槛极低，但是它具有“不可接入性”。雷震质疑了阿多诺宣称“广播尚未发展出回应机制”，用当时全国各地广播的稿源也大量来自群众来回应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广播进行过程中，听者不能够中断广播，与播音的这个机器是没法互动的，无论听众们听到消息后多么兴奋或多么愤慨，多么能够形成“听觉共同体”，广播那头都照播不误。而大字报作为一种“文革”时期的传播形式，它的传播路径跟广播既有类似，也有出入。用作者在第七章提出的关于典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比，大字报实际上有一种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滑动感——大字报第一人人可以写，第二人人都可以选择张贴在任何地方，第三围观的群众看到大字报产生广泛传播，第三点与广播的效果很类似，但前两点其实恰恰更类似电报。大字报最重要的功能是以它为媒介与权力机构进行双向对话，是一种粗暴且直接的权力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是点对点的、个人对个人的、个人对公众的，也可以是组织对组织的。就其操作而言，它的控制-传播-反馈机制与无线电广播有很大不同。换言之，它在传播的“接入性”方面更加“民主”，也更加极端。在北京，如果有人不满意某个大字报，可以撕下那张大字报，或是在大字报旁边自己再写一张大字报，进行公开的“文斗”。当时从西安调往北京工作的阳早寒春夫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草拟了一张“外国人的大字报”，由此惊动中央，开始与她们协商外国人参与斗争的事宜。

　　在作者呈现的战争与广播的关系里，总会让我想起克劳塞维茨那句著名的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结合人类传播历史来看，正是战争加速了人类传播技术的进化，使得服务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导致的“全面战争”、“总体战争”白热化，最终演化成世界大战。这种前所未有的战争规模与参战代价促使各国动员民众参战成为紧迫需求，成为各国发动宣传战的“国家理由”。在全面战争的形势下，宣传动员更多的民众参战就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问题。在作者缠绕的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科技史学背景中，如何理解中的“动员”从来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动员”一词最初就是用于军事战争，后来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不断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等方面都有动员活动的存在，并被视作一种工作方式作用于社会群体当中，以便于更高效地推动任务目标的完成。20世纪，“动员”将传播问题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20世纪不仅是工业技术革命成果竞相登场的世纪，也是新闻传播史研究笔下的“宣传的世纪”。

　　正是因为人类传播史的这副面孔，才昭示出“传播是政治的延续”这个主题。本书描写的无线电历史尤其突出了其战时宣传的一面。传播研究中的战争底色，时至今日也仍然如此，且随着信息化时代不断往这一原始装置中填入更多的元素。俄乌战争等现代化信息战争所表现出的，不仅是已经过广泛运用的无线传输、加密通信、雷达监测等传播技术呈现，而且依靠去中心化军用网络、星链等前沿互联网技术架设的数字武器，在战术层面裁决了交战双方的军事胜败。它还通过社交平台扩散了大量实时信息，严重影响了全球用户的心理及生理状态。战场在传播的维度上表现出一个绝对立体的空间，这个空间早已超出了单纯军事战争的范畴，而且辐射到更广领域的人类社会，实质性左右了人们的想法和随之而来的行动。

　　当然，将残酷战争作为传播的注解，是一个稍显极端的情况，不过它也确实警醒了当下对于“传播”理解的一些庸俗化取向。最近听闻德国的朋友说，德国数字电视要为所谓“中立新闻”（Neutral News）付费，意思是从打开电视，看开屏广告再到接收信息流推送，不再是一个有选择的事情，想要在政党宣传之外获取更加所谓“全面、多样化”的报道得付费才行。德国左翼社民党希望以国家资金为代价来资助“可靠媒体”，所谓以“打击虚假信息”。德国论坛有民众认为这就是一种讽刺，“只是让我们花更多钱去购买本就是宣传的新闻流”。这与作者本书描述的历史有某种奇妙的呼应。随着科技的复杂化、尖端化、智能化，通信技术的表现形式在今日似乎变得越来越“中立”，越来越不“宣传”。在研究18-20世纪的历史时，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战争的残酷性，我们往往带有一种审慎的知识滤镜，会更容易看到技术与政治的隐秘关系。电报的跨洋电缆铺排、纳粹德国对电影新媒介的应用，二战时期各国对无线电塔的轰炸、美国家用电视带来的图像-声音多媒介传输……我们会意识到技术背后的政治属性，各种力量用新媒介技术角逐宣传的战场、角逐地缘政治的战场。但这种意识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的爆发，开始被引入单一的技术化探讨。技术加速服务的逻辑被推向极致的同时，我们就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技术被人发明，技术也被人使用，而只要有人的介入，就有人的斗争，就有政治。

　　如果说传统宣传思路通过显性的国家机器、媒介机构进行信息灌输，雷震笔下的新闻传播是一种上—下力量行构的合谋过程，那么今天的传播环境，则更像是以数据积累、算法优化为名义的“隐形引导”，它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核心目的并不是前两者诉诸的整合社会，而是带有分裂社会的威胁。我们面对的不是简单粗暴的单一叙事，而是碎片化、差异化、却高度可感的信息环境。表面上，每个人都拥有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实际上却陷入了更深的认知僵化。要抵抗这种表面的中立叙事，除了需要更敏锐的技术识读能力，也需要恢复对社会整体性结构问题的关注。就像18-20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一次媒介技术的发明、使用、改造，最终都会成为社会结构调整、权力关系重组、文化模式再造的前奏。今天也不例外。只是，这场重组变得更加隐匿、更加柔性，也更加全球化。面对这样的局势，传播研究的使命，是要探索在未来技术密织的世界里，如何重新开辟真正公共、开放、多元、有机的信息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