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高检发布依法惩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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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下旬，被告人郑某某纠集被告人姚某某、胡某某等五人预谋通过制作负面视频方式敲诈某上市连锁冰激凌与茶饮企业A公司。2022年11月初，郑某某指使姚某某应聘到A公司江苏省徐州市门店工作。同年11月14日晚，胡某某假冒姚某某的男朋友，到姚某某工作的门店内假装和其发生争吵并在店内配料盒内小便，随后姚某某故意使用该配料盒为顾客制作饮料，郑某某同时指使王某拍摄视频，薛某在店外望风。拍摄制作负面视频后，郑某某、姚某某利用QQ软件聊天，制造该负面视频系郑某某从网络购买的假象。后郑某某与汪某某通过电话、微信与A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以在互联网曝光负面视频相要挟，逼迫A公司支付人民币600万元购买该视频。因A公司报案而未得逞。

　　“某某学术车”系医药行业圈内知名公号，主要发表药企爆料文章。2021年1月至10月，被告人宋某为牟取不法利益，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某某学术车”上发布江苏、河北等五家医药企业的不实或负面信息，在主动联系被害单位称可以删帖或者被害单位主动联系要求删帖时，要求企业签订“公关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用，否则拒不删帖，迫使被害企业以“公关费用”等名义支付钱款，并承诺删除负面信息、在合作期限内不再发布负面信息等从而降低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宋某以上述方式向被害企业索取共计人民币153万元。其中，被害企业A、B、C均系江苏大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被害企业D、E分别系河北、山东大型制药支柱型企业集团、上市公司。

　　（二）全面审查在案证据，依法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审查起诉阶段，围绕宋某的行为是市场交易还是涉嫌犯罪、是敲诈勒索还是强迫交易的争议焦点，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对比审查认定宋某实施了胁迫行为。通过对比发布虚假、负面信息的节点与索要财物的节点，协商前后发布信息的频率与数量，证实宋某某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药企黑幕”等不实、负面信息，以“爆料”为由扩大影响力，通过明示、暗示等各种方法对企业进行威胁，并持续发帖，迫使企业支付“公关费用”才予以删帖。二是查明宋某未提供实质对价服务。通过补充调取被害企业往期签订的公关服务协议、宣传合同，查明企业正常经营中需要的合同价款、服务事项、提供服务主体，确认该案中删帖合作行为并非药企所需的正常交易行为。三是查明宋某明知发布信息的虚假性。通过调查宋某的从业时间和工作经历，发现其曾长期从事医药行业，具备核实信息真实性的能力，却未核实从网络获取的企业负面信息的真假。通过调取聊天记录，发现其明知平台发布的“药企黑幕”信息的虚假性，却主动发布不实、虚假信息迫使企业支付财物以实现非法牟利。

　　（三）强化庭审指控，有效证明犯罪。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宋某向五家药企索取钱款是一种商业行为，涉案企业联系宋某并没有对所谓胁迫产生任何恐惧心理，也并非基于恐惧心理才交付钱款，宋某没有非法占有钱款的目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有针对性地依法举证质证、准确指控犯罪：一是商业行为的本质是交易，交易的前提是自由、平等、互惠，被迫签订的无实质服务的“公关服务协议”，并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合作协议只是掩饰犯罪行为的“幌子”，本案不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二是宋某发布的信息对被害企业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宋某明知企业的压力并借机提出签订所谓的“公关服务协议”，后既未提供实质服务，且所谓的协议服务也并非企业所需，企业支付财物系基于胁迫。法院经审理，依法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作出判决。

　　2017年12月份以来，被告人朱某某、孙某某、周某某、陈某某、曾某某等人以“反传销”“防骗”为名，结伙利用网络实施敲诈勒索。该团伙利用企业存在的经营漏洞和问题，专门编写、发布标题为“某公司涉嫌以消费为名进行传销”“某公司涉嫌股权非法集资”等负面舆情文章，通过短信直接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或发布至自建的“某某观察”“某某财讯”“某某财经”等网站，供他人转载，形成对企业的负面舆情。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朱某某等人拒不删帖或者故意拖延放任舆情扩大，并明示或者暗示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快速删帖。为消除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良影响，被害企业被迫与朱某某等人签订“合作协议”并支付删帖费用，朱某某等人得手后即将负面舆情文章删除。2017年至2023年，该团伙采用上述手段先后对注册地位于湖南、四川、北京等地17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网络信息公司进行敲诈，犯罪金额达人民币66万余元。

　　（二）全面查明犯罪手段，依法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审查逮捕阶段，朱某某等人以舆情服务协议是市场经营、舆论监督行为提出辩解。对此，检察机关着重审查朱某某等人前后行为关系、发布文章的真实性、涉案资金流向以及后续协议履行情况等客观证据，全面查明该团伙几种犯罪手段：一是“短信直接敲诈”，即直接将“负面文章+链接”的短信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手机，诱导、暗示企业支付“费用”进行删帖；二是“舆情造势敲诈”，即通过注册、使用微信公众号、知乎等自媒体账号，搭建小型网站，大量发布并相互转载企业负面舆情文章，形成企业负面舆情压力，在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置之不理，迫使企业付费快速删帖；三是“冒名上门敲诈”，即冒用媒体记者身份上门与企业“洽谈合作”，迫使被害企业与自设公司签订舆情服务协议，收取企业费用。在查明朱某某等人犯罪手段、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依法对朱某某等四人批准逮捕。

　　（三）依法追诉漏犯，有力指控犯罪。公安机关以朱某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罪移送审查起诉，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在逃。检察机关经查询、调取陈某某户籍信息及前科情况，发现陈某某因另案已被判处刑罚尚在服刑，要求公安机关将陈某某从服刑地押解归案，一并审查并依法提起公诉。庭审中，针对被告人提出部分被害单位已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删帖，且民事案件庭审中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人承诺删帖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二者系经济纠纷，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通过出示被告人发布负面信息造成的传播量、实施胁迫行为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被告人索取财物的有罪供述等证据，指明所谓的“舆情服务协议”相关行为并非合同纠纷，而是以合同为名实施的敲诈行为，部分被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的维权行为，不影响被告人的行为性质认定。经审理，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并作出判决。

　　（二）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本案涉及130余家互联网企业，部分系知名企业，涉案人员较多且作案手段隐蔽。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针对罗某丙、杨某辩称不知道罗某甲逼迫互联网公司出钱删帖的辩解，检察机关全面梳理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结合该团伙在特定营销节点密集发帖的作案时间，以及持续发布相关负面信息施加舆论压力，迫使多家企业与其合作并获得数额巨大非法利益的行为，查明行为人的敲诈勒索主观故意和名为“合作”实为逼迫的行为方式。二是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全面查清公安机关前期未移送的部分未遂事实，统计该团伙发布所有负面信息的发帖量、点击量，准确认定犯罪行为对互联网秩序的隐性危害，全面查清犯罪事实。三是依法开展认罪教育工作，有效惩治犯罪。通过追查赃款去向，促使全案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29.6万元。对负责整体管理及逼迫互联网公司出钱删帖的罗某甲依法认定为主犯，对参与犯罪的其余五名被告人均认定为从犯，依法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二）积极开展自行侦查，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本案系以冒充记者的方式反复多次跨地域实施敲诈勒索，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河间市检察院依法全面审查在案证据，及时开展自行侦查，查明遗漏犯罪事实，确保准确认定犯罪。一是针对审查中发现下游被告人转移赃款的数额远高于现有犯罪事实涉案金额的情况，检察机关及时开展自行侦查，通过调取、核对交易流水和交易日期，发现该团伙除公安机关移送的46起审查起诉事实外仍有部分事实未查清，遂引导公安机关从下游犯罪入手补充侦查，最终犯罪事实增加至94起。二是针对被告人尹某某、黄某乙辩解自己未实施相关犯罪行为，没有犯罪故意的辩解，检察机关从行为人的日常交往、身份关系、活动轨迹等细节入手，通过讯问其他被告人，补充完善了尹某某、黄某乙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促使二人在确实充分的证据面前如实供述自己系明知曾某甲等人犯罪的情况下实施了帮助行为。

　　答：2024年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推进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共办理涉新闻敲诈和假新闻案件159件423人。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落细方案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依法贯彻落实“打假治敲”方案要求，通过制定专项行动细则、印发专门通知等，对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惩治统一部署。二是聚焦重点领域，依法从严打击涉新闻敲诈等违法犯罪活动。各地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职能，严厉打击涉财经、环保、民生、汽车等重点领域的利用新闻信息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活动。三是强化协作配合，做实立案监督、引导取证等工作。完善与行政执法、公安等机关的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机制，强化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对发现的“打假治敲”相关案件线索及时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协同做好线索摸排工作，从法律适用、证据收集、案件定性等方面给予建议，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及时、规范取证，确保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为案件的顺利起诉和审判打下坚实基础。四是坚持惩防并举，推进综合治理。充分运用检察建议手段，促进源头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制发检察建议，加强法治宣传，线上线下多渠道普法，开展法治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专题解读“打假治敲”有关案例，强化警示教育，引导依。

　　一是犯罪手段具有隐蔽性、非接触性。不法分子假借“舆论监督”之名，表面上是为社会正义而发声，但实际是通过恶意炒作或制造舆情威胁敛财。即通过网络广泛搜集并发布相关企业的负面信息，以舆论裹挟被发布对象，通过“花钱删帖”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有的主动联系被害方投放负面信息，迫使被害单位缴费删帖，有的以扩大负面影响实施胁迫，打着“商业合作”的旗号，以签订合作协议形式收费规避风险，掩饰犯罪，企图为敲诈敛财披上“合法”外衣。二是犯罪对象体现较明确的目标性、时机性。主要针对财经、环保、食药、民生等社会关注度高、舆情影响大的重点领域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处于上市、融资等关键节点的大型企业易受威胁。如案例一郑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中，拟敲诈对象A企业系某知名连锁品牌，案发时正值申请上市的关键时期，市场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负面信息极易影响其品牌形象、长远发展。三是犯罪方式呈现专业性、组织性。既有个别新媒体从业人员滥用舆论监督权以媒谋私，如案例四罗某甲等人系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更多的是不法分子通过成立专门公司，经营管理、媒体运营、暗访撰稿、信息发布、对接删帖“一条龙”作业，借助短视频平台、微信、微博等平台注册账号，形成网络媒体矩阵，有专人负责负面信息收集发布，专人负责联络洽谈“合作费用”，专人负责签订所谓合同及风险防控。

　　答：办理删帖型新闻敲诈案件的难点在于，如何把握正常新闻舆论监督与假借负面新闻报道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利用网络、自媒体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较传统敲诈勒索犯罪具有更强隐蔽性和伪装性，犯罪分子往往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通过发布负面信息对企业形成舆情压力，迫使其以“商务合作”的名义出钱删帖。对于此类行为，检察机关应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从有无实施胁迫行为、交易的异常性、非法占有目的等方面，准确区分舆论监督与借舆论监督为名实施的犯罪行为。此次发布的案例二、案例四均对这一法律适用难点认定具有指引意义。以案例二宋某敲诈勒索案为例，宋某通过自媒体平台炒作企业的不实、负面信息，通过明示、暗示等各种方法对企业进行威胁，并持续发帖，迫使企业支付“公关费用”才予以删帖，该行为具有胁迫性；该删帖合作协议并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并非企业所需的正常交易行为；宋某作为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其明知平台发布的“药企黑幕”信息的虚假性，却主动发布不实、虚假信息迫使企业支付财物，具有非法牟利目的。检察机关精准履行刑事指控职能，最终，宋某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被依法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