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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爱仁的革命者身份带有“非典型”的特质,他没有传统革命者那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甚至还表现出了普通人的胆怯。当唐导演将承载重大情报的秘密托付给他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热血沸腾地承担而是选择逃避。作家黄宁善于刻画人物在困境中的精神挣扎,他并未让许爱仁的觉醒一蹴而就,而是细腻铺陈出一个充满矛盾的内心转变过程。蔡主任的旁敲侧击、马友德的威胁试探,不断将他推向抉择的悬崖。真正促使他完成精神蜕变的,是那些散落于日常的残酷细节——回家时,看见女儿手中簇新的日文课本,得知国文课将逐步被取缔,民族文化正被侵蚀的隐痛在他心底扎根;在开禾诊所,他目睹老场工因拒绝招供而被“点梅花”(烧红的铜钱烙在胸脯)、“吊钟”(缚住四肢吊起来抽打)折磨得奄奄一息,胸口黑红色的烙痕如利刃般刺破了他最后的怯懦。这位无亲无故却甘为道义赴死的老人,让许爱仁恍然醒悟:保家的执念不应成为沉默的借口。当国家都难以保全,个体的小平安早已无从谈起。
人民性的核心在于展现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人民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与历史进程的创造者。《佚名新闻》中的人民性,在于其并未将抗战简化为英雄的独角戏,而是通过普通人的日常抉择生动展现了人民如何参与历史进程。小说的抗战叙事将宏大的历史命题融入日常琐碎场景,没有刻意渲染战场的惨烈,却让抗战的印记渗透在日常的平凡空间里:许爱仁办公桌上的《东亚一家》通稿,既是日军文化宣传稿,也是地下组织传递情报的载体;女儿口中“进校门要对日本卫兵鞠躬90度”的细节,折射出沦陷区民众的屈辱处境;诊所门口等待收尸的板车、救济所雇来的“土公”(专门运送无亲无故者遗体的人),则揭开了战争年代底层生命的脆弱与悲凉……《佚名新闻》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对闽南地域符号的深入描绘——无论是闽南海城的骑楼、开元路的民居,还是“土公”收尸、吃虾面的本地习俗,都将闽南地方特色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艰难处境紧密交织在一起,使得人民性的表达更加富有地域质感。小说通过普通人的主体性建构,展现了全民抗战的深层内涵。沦陷区抗战不是少数英雄的单向冲锋,而是千千万万个像“许爱仁”那样的普通人的自我突破,这些平凡人的选择,共同绘就了抗战叙事的人民底色。